默默无闻马前卒，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聂荣臻元帅的入团介绍人-贵州台江人熊天牧。
熊天牧，又名熊渭耕、熊渭滨、熊味根，曾化名邹意诚，1900年1月出生于台江县城西街一个小商贩家庭。
熊天牧父亲熊占廷，原籍贵州省镇远县清溪铺阳，曾在前清绿营当兵，后派到台江任职，取妻杨氏，生熊羽生、熊锦云、熊天牧、熊天祥兄弟四人，从此落籍台江。
熊占廷夫妇对子女的读书非常重视，家里虽没有产业，缺穿少吃，但常鼓励子女 “要努力读书”。
熊天牧自幼聪颖，学习勤奋努力，在本县高等小学堂第2期毕业生中成绩甲等，1914年考上全部公费的贵阳优级师范。熊天牧在贵阳就读的5年里，正值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时期，新思想对从偏僻小县出来的熊天牧影响很大。熊天牧受“五四”爱国运动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贵阳的学生集会，宣传“五四”爱国思想。
1919年8月，熊天牧于贵阳优级师范毕业后，又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大学(现在的武汉大学)就读。在武昌获悉上海在招送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后，胸怀救国理想的熊天牧毅然赶往上海报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团，改名熊渭耕。
在上海参加3个月的法语培训中，熊天牧经济上已十分窘困，时任负责招送工作之一的黄齐生先生和之后同船留欧的李富春、蔡畅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使熊天牧顺利于1920年1月同贵州籍的王若飞、范涛、熊自南、任树敏、朱崇丰、刘松森、蔡天爵、熊铭清、汪颂鲁、梅筑培等人登上去法国的轮船，同船赴法的还有蔡和森、徐特立等人。
抵达巴黎后，经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法华教育会)介绍，一边在人造丝工厂做工，一边在圣日耳曼公学攻读。
中国学生在校每天上课3小时，教学方法是自学加辅导，教师对学生很负责，管理也很严，学生学习成绩进步很快。熊天牧由于经费困难，只能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有时接连做工，稍有积蓄又坐下来专心攻读。
1921年1月，熊天牧接到家乡台拱县(台江县)政府汇去的200元助学金，更加勤奋学习，同年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电学系，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比学生，受到比利时王子的接见。在比利时，熊天牧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经王若飞、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八月，熊天牧与刘伯坚一起介绍聂荣臻加入中同少年共产党。不久，熊天牧与刘伯坚、王若飞、聂荣臻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比学生会，并同时被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
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段往事中写道：
“我在1922年8月由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渭耕同志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4年春，熊天牧学成后离开比利时到法国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同年秋经王若飞、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共旅法支部。
同年，中共旅法支部保送熊天牧、聂荣臻、蔡畅、陈乔年、王若飞等党员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组织指令熊天牧等学生回国参加革命。
熊天牧、王若飞被派往河南开封陇海铁路总工会负责工运工作，当时负责人还有王荷波、肖楚女。工作之余，熊天牧常去信给在贵阳师范读书的四弟熊天祥交谈时事和社会问题，购买《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改造原理》、《新青年》、《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书刊寄给天祥阅读，拓开天祥视野，提高天祥认识社会的能力。
同年10月，党组织派熊天牧去郑州组织筹备办理“中国劳动大学”，在军阀吴佩孚、阎锡山两部与驻河南的岳维峻部战乱不休的险恶环境中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26年2月，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接见熊天牧并他派去察哈尔省委任宣传委员。
同年秋，陈乔年去包头视察工作，改派熊天牧去接替彭振钢的绥远地委书记之职。
1927年1月，熊天牧在绥远与志同道合的贾玉琴结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继后，统治绥远省的阎锡山也在策划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变。
熊天牧获悉情况即回北京向北方局汇报，北方局迅速作好应变措施，安排熊天牧到北京地区区委做宣传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北师大和民国大学的学运工作。
10月，由于北京市委书记李渤海被捕叛变，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及参加开会的颜蔚圃、盛之权、杨鹤云等在政法大学被捕，情况十分危急。
熊天牧得到交通员通知，即与贾玉琴(时任区委文书)把区委内所有文件和名册档案烧毁。照通知“次日去西城太扑寺街民治中学开会”，熊天牧化装成一个穷苦学生，穿着单布长袍和布鞋前往民治中学，在离校很远时就发现有一辆卡车停在校门外，怀疑校内有敌人。犹豫片刻之后，为了参加会议，熊天牧仍冒险走进校门，随即被几个敌人围住盘查登记。
这时熊天牧发现学校传达室关了很多人，知道情况有变，就在登记本上写道：
“邹意诚，28岁，直隶顺德府人，北京大学生，住北大西斋××号。因战事关系家庭不能接济，无钱生活，来找民治中学庶务员赵静波借款” ﹙其时张学良与傅作义正在顺德一带发生战事，敌人无法前往调查﹚。
敌人仍把熊天牧推进传达室扣押起来，这次被关押的还有南区区委委员吴诚芳等人。
在审查中熊天牧守口如瓶，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也不出卖任何一位同志，机智地与敌人周旋。
敌人看天牧冬天仍穿一身单衣，一付穷学生模样，又抓不住任何证据，关押月余就宣布“邹意诚取保释放”。
当时，党的地下工作大多实行单线联系，熊天牧在北京没有熟人作保，在吴诚芳的指点下，熊天牧找到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作保才被释放出来。
熊天牧被捕入狱后，其妻贾玉琴亦在其他地方被捕入狱。贾玉琴装成农村妇女，且身怀有孕，敌人无确证而被释放。
熊天牧夫妇出狱后，四处寻找党组织。
但处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时期，加上叛徒的出卖，党组织损失惨重，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革命一时处于低潮，熊天牧夫妇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28年2月，天牧夫妇被迫至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做临时工和在天津码头做苦力维持生活。
直到1929年春，北平被捕的同志出狱后，熊天牧才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即由原师大和民大两校党组织负责人刘配均派往绥德师范以教书为俺护做学运工作，更名熊渭滨。后又经“华北教联”负责人张更生指派，先后在北京大公中学、热河赤峰中学、山东衮州乡村师范、河南许昌坝陵中学、河北河间中学及仓县中学等校以教书为俺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因常与进步学生接触密切，鼓动学生和青年教师投身党的革命事业﹙李又材和丁平二同志就是这一时期在熊天牧的宣传发动下投身革命，解放后李曾任徐州市公安局局长，丁曾任徐州地委书记﹚，被校领导怀疑及反对，不得不经常变换学校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熊天牧在万分焦急中接到张更生同志在赴西安途中寄来的一封信，令他速去西安接受新的工作。熊天牧带妻小赶到邢台，因铁路几遭破坏，土匪横行，日寇封锁，未能去成，即投奔到巨鹿县城一亲戚家暂避，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时邢家湾一带有“义勇军”活动，熊天牧便在邢家湾参加“义勇军”。
后见“义勇军”变质，熊天牧于1938年2月离去，冒险经邢台去北京，打算找原“华北教联”的王汝钧未果。
3月，熊天牧在天津市遇到河间中学的同事祁心格，由祁心格介绍在天津师范学校任教，继续寻访党的组织。
1944年春，经其内弟贾竹生介绍到安徽省宿县睢溪口中学教书。
8月，熊天牧找到中共宿西县委田启松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未成，内心十分痛苦，仍经受住党的考验，积极鼓励子女参加革命军队。
1945年睢溪解放后，经睢溪县政府县长李时庄和政委田启松指示，熊天牧任睢西县中学副教导主任，贾玉琴任教员。
1946年7月，蒋介石向苏皖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熊天牧因带有家眷不能随部队同时转移，被疏散到徐州。
熊天牧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心中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力所能及和富有成效的工作，显示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在徐州中学、徐州正德中学和徐州市立中学任教期间，积极动员学生杨庭德、张学勇等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通过任徐州剿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的四弟熊天祥，保释共产党员载雪冰同志出狱；
在淮海战役中，劝说熊天祥从前线部队改任后方医院长官，后熊天祥受其兄的影响在南昌即将解放时毅然带领全院官兵及医务人员携械起义。
1948年12月徐州解放，熊天牧即向中共徐州市委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市委以时间已久情况不明未予解决。
此后被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徐州一中、七中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政协徐州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和第三届常委，当选徐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为徐州市的党政建设参政议政。
1954年肃反运动中，熊天牧任市教育局肃反领导小组成员，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维护党的政策正确执行。
时有一名叫刘静涛的教师被划为“反革命”进行批斗，在整理材料中，熊天牧见材料失实，就坚决要求再调查，让事实说服人；
1957年反右斗争时，熊天牧坚持原则，严词和批评某些同志违反统战政策的行为，常在领导会议上提倡学校要讲科学，要有科学研究正气，不能老是搞运动，校长老是“运动健将”等。熊天牧的这些正气非但得不到肯定，还险些被划成“左派”（市委不批）。
1960年1月，熊天牧被冠以“有重大政治嫌疑”受到限制使用，只保留七中校长之职。
1964年因年老体弱退休在家。
文化大革命中，暮年的熊天牧仍受到冲击，被抄家批叛。
1967年，学校成立“革委会”，熊天牧为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主动去学校要求审查，想不到又被打成“叛徒”被批斗，关进“牛棚”，于1975年1月30日因病含冤而逝，终年75岁。
粉碎“四人帮”后，年已七旬的贾玉琴老人致信聂荣臻元帅，告知熊天牧冤情。
聂荣臻元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熊天牧的冤假错案非常重视，证实熊天牧勤工俭学时在旅法支部入党，并指示徐州市委认真调查落实。
1981年12月31日，徐州市委在《对熊渭宾同志平反决定》中写道：
“经复查——1925年8月(熊渭滨)回国后，曾先后任我党省委委员，地委书记等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党有一定贡献。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虽曾被捕，脱离党的组织，但未发现有叛党行为。文革中对熊渭滨同志作为叛徒审查是错误。为此，市委决定给熊天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