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家银子”祖孙三代的文化传承因子(仁智)
据周胜曰：
“华家的银子”当然就是指华家钱多，说他家“富可敌省”，一点也不夸张。据推算，华之鸿时期的华家银子不会少于二三百万两。
清代贵州财政收入包括四川协款在内，不过150万两左右。军阀时期贵州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二、三百万元。而且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富甲三代”，有人评价说：“华家的祖孙三代，虽处丰裕，而寒素家风，自安淡泊，于时俗声色玩好皆一无所染”，这就很难得了。更为难得的是祖孙三代对贵州文化传播事业的执着和坚持。
华联辉（1833—1885），字柽坞，遵义人。同治元年（1862），举家迁来省城贵阳，经营盐业，积累起巨额财富。同治六年（1867年）创办茅台成裕烧房，后改名“成义烧房”，所酿之酒即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华茅”。经商致富同时，华联辉还苦读应试，光绪元年(1875)中举。五年（1879）赴四川，协助唐炯整顿四川盐业，革除弊端，官运商销，平抑盐价。华联辉、华国英兄弟二人亦以此获得了川盐运黔的大部分专营权，在仁岸(茅台)和贵阳开设盐号，还在永岸(叙永)开设了永昌公盐号，成为贵州最大盐运商和第一巨富。
华联辉毕竟是副贡出身，中过举，“且读且贾”，崇文尊儒。他出资刻印《六事箴言》《菜根谈》《宋臣名言录》《樗蚕谱》等书，落款为“遵义华氏刻本”或“播州华氏刻本”，然后将刻印的图书赠送亲友乡邻。每次出行，他总是挑载图书，遇上识字之人，随即赠送。据华问渠说：“因赠送既多，感到刊刻不便，闻上海活字印刷称便，特选派一乡一人前往学艺，不意所派非人，图个人私利，舍印刷而学修理钟表，竟不返黔”。黎庶昌说华联辉“求有益于世，是其素所存志矣！”涉足文化出版业成了华联辉的未竟之愿。
到华联辉之子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家业更是发达。华之鸿(1871—1934)，光绪二十三年(1896) 由附贡生选授任仁怀儒学训导。二十八年（1902），返回贵阳，接管家业，财富越滚越大，人称“华百万”。华之鸿也曾热衷政治，被推为贵州商务总会会长。捐资办《黔报》《贵州公报》。但他始终“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创办书局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清光绪二十八年(1898)，贵阳文通书局在王家巷（今云岩区勇烈路 ）创办，取名“文通”，意在“文以载道，通达心灵”。聘遵义田庆霖为经理，率领生徒数次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购买日本铅印、石印机器。宣统三年（1911）十月正式开业，共耗资白银二十万两。贵阳文通书局成立时间仅次于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比中华(1912)、大东(1916)、世界(1917)、开明(1926)几大书局都要早。接着，华之鸿又斥资六十万银圆，购买日本造纸机器和学习日本造纸技术，于民国八年（1919）在贵阳南门外虹桥小团坡建成永丰抄纸厂，解决书局用纸。
书局印刷的第一部书是郑珍的《播雅》,此后印刷出版贵州地方文献如《巢经巢诗钞》《郘亭诗钞》《桐埜诗集》《平黔纪略》《黔南丛书》《续修贵州通志》等。民国初年，书局已能印刷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广告、信笺等，一度受托印制“黔币”。
1927年，增设图书部，在遵义、安顺、毕节等地设立门市部，在一些县设代销点。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先后委托文通书局代销其教科书及图书仪器，这样就使贵州的学校能尽快地得到教科书用；又另开辟门面，经销文体用品，“文教界咸称便利”。商务印书馆拟退出贵阳经营，文通便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保留其贵阳特约经销处，并承担其职员的生活费用，继续销售其教科图书。
文通书局及永丰抄纸厂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成套先进设备，多为日本、英国、德国、丹麦等国制造。而且书局和纸厂设备运输之难，现在人无法想象。机器从日本海轮运到上海，转长江江轮，运到重庆，再换人力或马驮运达贵阳，最大的部件要几十个人合抬。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常事，最困难的是途中遇到房屋挡阻，就只好“商求拆屋而过，再行复修”。据说运费超过了设备的购置费。一百多年前，在贫穷封闭的贵州，能办起文通书局这样的可与全国最大书局比肩的现代出版业与现代工业，确确实实算得上是大手笔。正如张肖梅博士所说，文通书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华之鸿在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中说：“夫中国向者狃于陋儒之说，以工为贱业，故秀颖之材相戒不入此途。惟椎鲁无识者,乃不得已而学焉。”“本主办力矫时弊，造就诸生期于有用，以开风气之先。”反映了他当时颇为超前的思想和认识。
科举废除后，官府更多依赖地方商绅推动和兴办新学堂，于是商绅们成为新式教育的参与者和倡办人，华氏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华之鸿在贵阳参与创办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他参与创办的原贵阳志道小学（今省府路小学）设有“三师堂”，内悬华之鸿、任可澄、唐尔镛像。在遵义创办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在息烽创办底寨两等小学堂，其他如遵义中学和贵阳各公私立学校也经常得到他的捐助。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贵州学务处。同年夏，改为贵州学务公所，华之鸿与唐尔镛、任可澄、赵以炯、李端棻等被聘为议绅。华之鸿又与李端棻、唐尔镛、任可澄等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他“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先后为华洋义赈会、全黔义赈会及各地水旱火灾捐资数十万两。
辛亥贵州光复后，华之鸿一度跻身政界，担任要职。唐继尧据黔时发行了300万元银票，因时局动荡导致卷面值缩水，每元贬至3角。华之鸿因己任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有责，故以自己所办实业的备银和信誉力撑，使币值逐渐回升至9角，“信用卒无失坠”。1917年以后，退出政界。然而，在经营实业中，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各种摊派、勒捐、拖欠、强征，使华之鸿心灰意冷。民国十三年（1924）佛堂建成，并命名为“大觉精舍”。民国二十年（1931）华之鸿将产业交儿子华问渠经营，自己皈依fojiao，闭门读经，不问外事。而这时的文通书局，已是债台高筑，难以维持。永丰抄纸厂也已被周西成征用为兵工厂。
华问渠(1894—1979)，字永源，华之鸿之长子。接手贵阳文通书局后，变卖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筹集资金，设法留住技工职员，同时改进管理办法，重新起步。民国二十四年(1935)，索回了永丰抄纸厂的所有权，改名西南造纸厂，生产“西南纸”。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时，文通书局开始扭亏为盈。华问渠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不仅表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气魄和谋略，更是表现出了他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
抗日战争爆发，许多专家学者来贵阳避难，可以说全国人才荟萃贵阳。华问渠瞧准了这个机遇，果断地成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文通提升为集编辑、出版、营销于一体的文化出版集团，重塑了贵阳文通书局的辉煌。他聘请了返乡的贵州籍学人、教育家马宗荣先生和贵州籍文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谢六逸教授，分别出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马、谢病逝后，华问渠女婿王萼华先生推荐他就读云南大学期间所熟识的顾颉刚、白寿彝两位史学大家接任正、副所长。还先后聘请了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瑮、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112位专家学者担任编审委员。这些专家学者不少都是国内一流大师，涉及领域之广，涵盖门类之全，学术水平之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由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先后担任主编出版的《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之一。
当时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华问渠将华氏各企业统一经营，并将田产及房地产，“陆续变卖，调剂文通”。民国三十二年(1943)，文通书局的小学语文和算术教科书、教学法参考书，在重庆加入“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处”，华问渠任监事之一，承担在全国供应中小学教科书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份额。文通书局先后在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销售各种书刊。
据何长凤教授统计，华氏父子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四十一年出版各种图书近五百来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三十五类，约二百九十二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二十八种。编辑《文讯》月刊九卷，五十五期，四十九册。文通书局的出版物包括：抗战爱国图书；世界名著；贵州地方志书、文献；贵州文人、学者著述；少数民族研究著作；宗教、医学、教育著述等等。
文通书局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并称全国七大书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均兴办于相对交通方便、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上海，而文通书局则奋起于封闭落后的西南小山城贵阳，创造了贵州乃至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贵州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贵州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华氏祖孙三代的文化传承因子亦在贵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